英國物理學會主席基思·伯內特曾在謝菲爾德大學做了11年的校長。在任期間，他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去了解學者們“在做什么”“為什么要做”，并為他們發(fā)聲和爭取資源。

“讓學者感受到領導者對他們的尊重和欽佩非常重要。”伯內特說。

近日，這位72歲的物理學家在接受《中國科學報》專訪時，分享了曾經(jīng)的治校感悟，還講述了自己從“小礦村”平民，逆襲考入牛津大學的故事。他反對大學只為“精英”服務，倡導大學服務大眾，“否則大學將會逐漸脫離社會”。

基思·伯內特：教育可不是訓練學生“不出錯”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一些考入牛津大學的學生有著看似完美的教育經(jīng)歷以及豐富的資源。你的童年和成長環(huán)境是否如此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我出生于英國南威爾士的礦區(qū)，父親在一家小公司做工業(yè)陶瓷。我成長的環(huán)境中沒有科學家，更不知道科研是什么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人類實現(xiàn)了首次登月。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對火箭產(chǎn)生了興趣，還嘗試做火箭發(fā)動機。這很難，需要用到噴嘴和燃料的化學原理。我一邊翻書一邊琢磨，最后做出一個特別失敗的模型。

雖然失敗了，但正是這段經(jīng)歷讓我認識到“想法”“原理”和“技術”之間的聯(lián)系——要想造出一樣東西，就需要自己搞懂背后的原理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你在牛津大學度過了本科到博士的8年時光。你是如何適應大學快節(jié)奏的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牛津大學的節(jié)奏很快，與高中的學習強度完全不同。剛讀本科時，我費了很大勁才適應。

那時（上世紀70年代），牛津大學流行一種很“push”的教學方式：給本科生一個從沒學過的主題，要求在兩周內自學并寫一篇論文，而且沒有任何框架或指導。之后，學生要帶著論文去老師辦公室，接受“拷問”。

這種教學方式讓學生很有壓力。但它很鍛煉人，所以我在本科階段就學會了獨立，不依賴他人指導。這為日后做科研也打下了基礎。

博士階段，壓力就沒那么大了，做實驗讓我樂在其中。我成為了一個動手能力強、務實的人。最后一年，我最大的困惑是“這個課題足夠重要嗎”“它真正值得發(fā)表嗎”這類問題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在牛津大學學習期間，你如何看待失??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我有時候也會失敗，但這不就是學習的一部分嗎？

教育可不是訓練學生“不出錯”。做科研時，你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失敗才是常態(tài)。只做自己能掌控的事，對人生并沒有太大幫助。

我上學時，導師會因為我說錯話而哈哈大笑，現(xiàn)在學生說錯了，導師不會這樣，可能只是說些否定的話。但以前的氛圍不是更開放、更具有探索性嗎？就像你和同事之間交流，有對有錯，彼此互動。

現(xiàn)在年輕人面臨的問題是，他們被推著走，系統(tǒng)性地完成一切。他們認為教育是按部就班的，對自己的期待也是刻板的。

做校長，要用“人心換人心”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你在54歲時成為謝菲爾德大學校長，此前曾是牛津大學教授、物理系主任。你覺得校長的職務跟其他職務相比有什么區(qū)別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我很喜歡校長的工作，因為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非常多元化。無論英語、文學、語言，還是計算機等，我都有強烈的學習熱情。

我認為，讓學者感受到領導者對他們的尊重和欽佩非常重要。校長必須為學者發(fā)聲，告訴外界這些研究的重要性。這并不難，而且我也擅長發(fā)掘這些。

擔任校長是一件很美妙的事，我是在做代表全校學者的工作。當學者們面臨經(jīng)費緊張、招不到合適學生等困境時，我能幫助他們。同樣，大家也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認同，我還結識了各個領域的優(yōu)秀學者，至今仍有往來。

當然，這意味著我無法像過去那樣專注于自己的研究，只是偶爾帶一兩個學生。但我必須真正承擔起管理大學的重任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擔任校長期間，你是如何平衡學校資源、保障學術自由的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虛偽的人，會裝作自己能夠保護學術界免受各種雜事的影響。但是真正的“學術自由”根本不存在，只是個理想中的概念。只有在金錢和權力獨立的情況下，學術自由才能真正實現(xiàn)。學術總是存在于有錢、有權的地方。不過，你可以向學術自由的理想靠近。

作為校長，你有責任花大量時間去了解學者在做什么，為什么做這些，并且向外界去爭取資源。

我無法向每位學者保證有充足的資金或絕對的自由，但我會努力去理解他們所做的事。所以，他們從不會在資源上抱怨管理者，反而非常尊重真正愿意了解他們研究并能做出正確決定的管理者。學者們不喜歡那些假裝關心大家的管理者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你覺得什么樣的大學校長，會得到學者們的支持和認同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如果你對學術沒有真正的敬畏之心，恐怕很難勝任校長。當今世界可以用收入、金錢、價格來衡量大多事物，一切都被明碼標價，但你有多看重學者們的工作，以及他們拼命研究的東西呢？

如果學者們覺得你把大家的利益放在心上，他們就會跟你走。如果覺得你是在操縱大家，或者只是為了自己的政績，就不會得到民心。

最重要的是，學者們是否相信，你是在為他們的最大利益而工作，并尊重大家。當你做到這一點時，就會得到真正的支持。在大學處于困難局面時，教職員工也愿意站在你的身邊，支持你。

這是一種人心換人心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你怎么看待當下大學對教師們的評估方式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過量的評估，是對教師教學的干擾。學生們花錢接受教育，他們有權評估教師。但當政府想要建立一個系統(tǒng)來確保學生獲得特定的結果時，情況就變得復雜了。

好的一面是，可以檢查課程是否合理，保證質量。但這種做法很容易做過頭，反而限制了教師們的創(chuàng)造性。

只有給教師足夠的自由決定權，他們才能樂于教學。

基思·伯內特：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大學”不適用了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你怎么看待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大學最本質的使命是服務公眾，造福社會。

我特別關注那些50%沒有上大學的年輕人——他們是誰？大學是否應該為他們提供幫助？

在謝菲爾德大學，我們創(chuàng)辦了一個“學徒中心”，每年培訓250名本地年輕人，讓他們在這里接受培訓。這樣一來，大學除了培養(yǎng)本科生和博士生，也能系統(tǒng)性地培訓技術人員和應用型人才。

所以，當你去問一個謝菲爾德本地人：“你覺得大學對社會有貢獻嗎？”他們會說：“我家孩子在那兒找到好工作了！”這才是真正的認同。

在美國，人們對高等教育和科學的信任正在下降。人們逐漸認為大學只是在為自己謀利，而不是服務公眾。

我們需要強化的理念是：大學不應成為高高在上的象牙塔，而應是和產(chǎn)業(yè)合作、與年輕人成長息息相關的空間。沒有上大學的人，不代表學習能力差，只是起點不同，只要提供合適的環(huán)境和教學，他們一樣可以掌握技術知識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當下，人們可以通過飛速發(fā)展的人工智能獲得知識和信息。你認為，未來還需要大學嗎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人工智能已經(jīng)可以取代大學的一部分功能。美國大學里的助教，就可以把批改作業(yè)的工作交給AI來做。

我甚至設想，未來會出現(xiàn)一個“新人種”——人類與AI的融合體，其能力遠超單一的人或機器，成為一種全新的生命體。

人機融合的場景，正如菲利普·普爾曼在小說《黑暗物質》里描繪的那樣，每個人都有一個永不分離的“守護靈”。未來AI也會如此——它隨時“站在你的肩膀上”，你甚至可以通過腦機接口，用意念和它交流。

到那時，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“大學”還適用嗎？大概不會。我們可能會進入“元技能”（meta-skills）學習時代。

想象一下，“人機融合”后的我們學習理論物理——AI已經(jīng)幫你掌握了所有公式，你接下來要思考：如何在不同場景中應用這些公式？怎樣創(chuàng)造新的知識？

我們的學習方式、表達路徑、知識體系，都會被徹底重塑。

最近我在學習數(shù)論知識，經(jīng)常使用AI作為學習助手。它的答案有時候并不準確，我就自己去驗證、推導，像是在和它“過招”。

只有不斷保持學習的勢頭，和AI共同進步，才能立于不敗之地。

《中國科學報》：自2023年10月起，你擔任英國物理學會（IOP）主席。任內推行了哪些舉措？

基思·伯內特：第一，圍繞前沿技能設計課程體系，如量子技術、綠色科技和人工智能，和高校物理系以及其他機構合作，推動落地。

第二，加強高校與產(chǎn)業(yè)界的聯(lián)系，幫助高校了解行業(yè)的真正需求。

第三，為本科生、博士生等建立物理社群，提供學術資源和發(fā)展機遇。

物理領域的女性比例一直偏低，我們也在想辦法改善。

我們還希望讓物理變得更親民、更容易接近。很多人覺得物理“太難了”，我們想改變這種刻板印象，讓更多人愿意接觸物理、愛上物理。